某畜牧兽医回忆中国近代畜牧业发展史
我不是做学问的，我只是一个做事的，做具体事——与牲口打交道，这一做就是50多年，一直没离开过草原、兽医和畜牧行业，我挺自豪的。
贾幼陵，1947年出生，河北省盐山县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我国首任首席兽医师（官）。曾担任原农业部总经济师、总畜牧师、兽医局局长，国家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专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原农业部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指挥部顾问，全国兽医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内蒙古农业大学兽医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兽医协会会长、中国马业协会会长。
参与主持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管理条例》《重大动物疫病应急条例》和《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主编了《国际兽医事务手册》《动物福利通则》；组织翻译了《国际动物卫生法典》《陆生动物诊断试验和疫苗手册》等专著。
1967年11月16日，来自不同中学的我们从北京天安门出发，驶向终身的第二故乡内蒙古东乌珠穆沁草原。二十多辆大巴蜿蜒驶出张家口，一到坝上，满目皆白，沿途的电线杆子上，每根都立着一只雄壮的草原鹰。坐在最后排的我，看着欢笑着的今后一生的伙伴们，念出了人生的第一首诗：
碧空寒山净，
银路荒原清。
雄鹰扑翅起，
突目望艰程。
我的专业知识，来自草原大学
我到草原插队的第一年住在牧民家，最开始的任务就是放羊，但很快发现当地缺乏兽医，牧民也希望我们知识青年学习兽医知识来保护牲畜，特别是保护马。牧民对马是非常珍惜的。第二年，我就准备当兽医，到处收集材料。
北京这边给我寄了一本书，金重冶先生写的《新牛马经》，很薄。金重冶当时是农业部的老专家，在延安时期就是兽医。但是，这本书主要是一些处方，我最需要的诊断和治疗手段，书里没有详细内容。对于不是科班出身或者没有相关经验的人来说，看这本书很困难。
之后，遇到我们队里一位曾经在坝前（赤峰一带）工作的老牧民，他把珍藏的一部古老兽医书《元亨疗马集》拿出来让我看。这本书都是文言文，有些插图。没有中医阴阳五行学说的知识和兽医基础，学这本书也很困难。一向执着倔强的我，于是一边硬啃这两本书，一边向牧民学习土办法和老经验。我的兽医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我清晰记得第一次给马扎静脉时的手足无措，因为没摸过，也没看过，牧民中也没有人会扎。当时那匹小黄马患了淋巴管炎，是一种传染病，先后扎了100多针，把马脖子都扎烂了，都不知道药是推到静脉里了还是推到肌肉里了。结果，那个小马没救活。当时给我的打击很大，同时也激发了我一定要学好兽医的冲动，于是千方百计地去找书。
陆续地，我从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春兽医大学、中国农业大学找到了一些教材。在蒙古包的羊油灯底下，我一本一本学习，并结合实践探寻答案。
没有老师的指导和培训，只能在失败中总结经验，我在牧区时给牲畜治病，治死的比治活的多。有知青调侃说，你哪是兽医师，分明是解剖师。我非常痛苦，但是没有办法。
后来又找到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盛彤笙院士翻译的中国现代临床兽医巨著《家畜内科学》和《家畜外科学》，作者是匈牙利著名兽医专家胡体拉。很大，很厚，很贵，从北京买回来后，我走到哪儿背到哪儿看到哪儿。就这样，边学习边实践，兽医技术逐渐提高。
随着兽医治疗、传染病防治、家畜改良、人工授精以及草原保护工作的展开，加上大学教材的辅助，我在蒙古包的羊油灯下学完了大学专业课程。这就是我的专业背景，来自草原大学，基础浅薄而混杂，但知识面广而实用。
从1967年到内蒙古牧区插队开始，我在生产、生活中遇到什么问题就一根筋追着线索学：放羊时用望远镜看羊吃什么草，就过去闻一闻，揪下两根送进嘴里尝尝，然后请教牧民，查到它的科、属、种和拉丁文……我用这种原始的“神农尝百草”式的感观实践，品尝过几百种草的酸苦辣，识别出几十种花香，认识了上千种植物。一次吃得嘴唇肿得老高，不对呀，我吃的是瓦松，没有毒呀？直到看见附近草上攀附的毒虫斑螫，才晓得是它光顾过这棵小草。
针刺放血是蒙医和蒙兽医乃至蒙古族牧民都习惯用来给人和畜治病的疗法。我跟牧民学会了针灸，就随身带着一个放血针灸针包，手机大小，寸步不离。开会，探亲，我都揣在身上，成了习惯。只要牧民需要，或者遇到急症我可以随时针灸或放血治疗。可能是我的兽医医术明显提高了，牧民都愿意来找我。
冬天为了躲雪，我们长途跋涉游牧，大队一年要搬二三十次家。游牧十年间，我领略了夏天的百花齐放，感受了五花草甸的浪漫，但更多时间，我们是在大雪中漂泊，忍受着大自然的蹂躏，承受着大量牲畜死亡的悲痛。这种情况，也给了我很大的刺激，不仅要当好兽医，也要为牧区经济的改变和今后的发展想办法。
1975年以后，知青们纷纷离开草原，或是回北京找工作，或是上大学。我也想考大学学兽医。
队里领导说：“你非要走，你就把公马、公牛、改良细毛羊牵回北京去！”牧民对我非常好，舍不得让我走。
我说：“那怎么办？我不能老呆在这里……”
队里知道不能留住我了，就开了两天会专门研究，之后找了4个年轻小伙子，最小的才15岁，让他们跟着我学兽医，我到哪儿他们跟着到哪儿。
1976年12月，上级调我到东乌旗畜牧局任副局长，但仍保持牧民身份，也就是以工代干。我知道组织上重用我，也是为了留住我，我也就打消了考大学的强烈念头，安心在旗里工作了。
在东乌旗工作的3年里，我大概有一年半时间是下乡蹲点儿工作。1977年底，我被选为内蒙古自治区人大代表，又在自治区被选为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绝不能说假话，绝不能人云亦云
经过12年牧区游牧生活，1979年年底我被抽调到农业部畜牧总局。我自认为是游牧的行家里手，自愿到草原处工作，从此开始了新的职业生涯。
在参与一些决策性工作时，我会感到矛盾——行政工作和技术工作毕竟有区别，我们是业务部门，总是要以业务为主。至今，我还记得一位老领导跟我说的一句话：“科学家讲究的是对与错，是与非；而政治家要权衡利弊。”
作为一个技术干部和行政干部，有些问题需要平衡。但最关键的一点是绝不能说假话，绝不能人云亦云，一定要认真分析所有风险，不要给国家造成损失。
90年代初期，国内很多科学家将美国的瘦肉精作为一门科学技术引进到中国。当时我担任畜牧司的司长，主管畜牧兽医、草原工作，发现引进瘦肉精对我们国家的食品安全隐患很大，于是多次在会上反对引入瘦肉精。那个时候压力很大，同意引入的声音较多，甚至农业部的一位美籍专家也极力推荐。一时间，各方压力以各种形式施加于我。
我坚持如实反映情况，这样才能在重大问题上给更高层决策者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不管压力多大，职业操守要求我必须这样做。
2003年的SARS，一开始医学界高度怀疑是禽流感。我带领团队到广州之后发现，疑似，但没有确凿证据，因为没有分离到病毒不能证明那就是禽流感。虽然公众和舆论压力迫切希望得到一个准确答案，但科学家必须拿事实说话。事实证明那确实不是禽流感，而是大家以前都没见到过的SARS病毒。之后，在禽流感暴发时，分离病毒就成为法定程序。
我国的动物疫情曾是高度保密的，这对于动物疫病防控不利。因此，我希望能推动动物疫情公开。但要知道，动物疫情并非简单的技术问题，推进动物疫情公开需要协调各方利益。
经过多方努力，2004年获准对外公布。这是我国首次正式对外公布动物疫情，当时在世界动物卫生组织都引起了轰动。后来，我们将动物疫情公布形成制度，固定下来。
在畜牧兽医行政岗位上工作了30年（中间曾做过扶贫工作），曾出过很多纰漏和失误，也出现过不少尴尬和笑话。这30年正是中国畜牧业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食品安全问题集中的时期，同时也是重大动物疫病和人畜共患病的高发期，这些全让我赶上了。但是我可以说：我没有一天懈怠，我尽力了。
这就是首席兽医官存在的意义
自1993年，我被任命为畜牧司司长（后为畜牧兽医局局长），一任就是10年。这在干部轮换机制下是特例。但我这一辈子只能跟牲口打交道，实在不会干别的，只好保留农业部总经济师的虚职。2003年年底，准备好笔墨纸砚，半赋闲在办公室。也就清闲了一周，全国突发禽流感，我被紧急召到国务院开会，从此无日无夜、无休无止地工作。
阻击禽流感传播的战役中，我担任农业部防治高致病性禽流感工作新闻发言人。也就在那时，国家建立了首席兽医师制度。国家首席兽医师，在国际活动中称“国家首席兽医官”，代表本国政府参与国际兽医事务，我是中国首位首席兽医师（官），主要的工作是代表国家颁布重要的兽医公共卫生法令，包括扑杀、封锁，签署检疫证明。
兽医分两种，一种是执业兽医，另外一种是官方兽医。世界动物卫生组织颁布了《国际动物卫生法典》，明确了国家的官方兽医制度，即官方兽医首先是执业兽医，有一定资质，并按公务员管理执行兽医的法规。
一般来说，人的传染病70％以上是从动物传过来的，动物疫病的防控显得十分重要。禽流感发生后，我根据经验和专业知识，提出一系列措施，如以一个点为中心，3公里之内所有禽类全部扑杀；往外到5公里进行封锁，停止交易……后来这些措施都写到国务院的法规里，成为国家在禽流感防控方面的重要制度。
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特大地震。四川是养殖大省，不知道会死多少牲畜，我的第一反应是，消毒和无害化处理迫在眉睫，否则瘟疫随时暴发。当日，农业部成立抗震救灾指挥部，我担任副指挥长和农业部抗震救灾前线专家工作组组长，奔赴抗震救灾第一线。
到现场发现当地兽医站被摧毁，消毒物资和疫苗荡然无存，动物防疫人员都忙着救人，防疫工作无法开展。我紧急调动1000多吨消毒药品运往灾区，通过当地政府，立即组织动物防疫人员、征集大学生志愿者投入到震区消毒工作中。事后统计，震区死亡牲畜、家禽3500万头（只），动物防疫人员及时进行了无害化处理。
无论是中国还是全世界都非常重视动物疫病的防控，这就是首席兽医官存在的意义。
自2004年7月我被任命为国家首席兽医师（官）兼农业部兽医局局长，直至2008年9月退下来。
在离开农业部岗位前，也就是2007年5月25日，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第75届国际大会高票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合法权利，我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代表国家出席了大会并做了发言。决议重申一个中国原则，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主权国家成员加入世界动物卫生组织，中国台湾作为非主权地区成员参加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活动，这是我们国家10多年谈判的结果。
退休了，还想为兽医教育贡献些力量
我觉得自己别的本事不大，就是能够持之以恒，这就是我的优点，从年轻到工作再到退休后都没有脱离兽医工作，我也感到很欣慰。从农业部岗位离任前夕，内蒙古农业大学邀请我做学校的客座教授，并担任院长。当时我是不太愿意的，很多人也劝我，“你都已经要退休了何必再折腾呢？”
想到以前曾在内蒙古农业大学学习过草原知识，而且对内蒙古又有着深厚情感，同时又放心不下兽医教育问题。在学校一次次邀请下，我动心了。于是我向学校提出3个“条件”：将兽医学院从动物科学与医学学院中独立，将4年兽医学制改为5年，成立兽医的实习兽医院。如果这些“条件”能满足，我就接下聘书。
这些“条件”并非故意刁难学校，实际上当时国内对兽医专业存在很多误区，把兽医仅仅当作农学的一部分，只对畜牧业服务。但在国际上兽医是公共卫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既为畜牧业、动物服务，同时为人的公共卫生环境服务。在学制方面，国外兽医教育学制为6-7年，其中2-3年预科、4-5年专业学习（包括1年专业实习），90％以上的学生毕业后即能取得执业兽医资格，只有3％-5％的毕业生继续读研究生，毕业后从事科研和教育工作。
世界各国，兽医都是一门强调临床和实践能力的学科。一个兽医不会看病，那就什么都别说了。而在我国重科研、轻临床的兽医教育背景下，不重视临床兽医学教学，也缺少完备的教学兽医院设施；绝大多数毕业生无临床经验，上不得手术台，甚至一些兽医教授都不会给马插胃管。长此以往，我国兽医教育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会越来越大，这对我国兽医学科的发展和兽医教育的国际化十分不利。
另外一方面，我知道内蒙古农业大学的兽医教育是有底蕴和基础的，可以追溯到1952年成立的内蒙古畜牧兽医学院兽医系。
说实在，要完成那3个“条件”有难度，特别是学制的改变和新学院的成立。没想到，当时的校长李畅游不到几个月就把这些事情办到了，我就没办法再推辞。2009年我出任内蒙古农业大学兽医学院院长、教授，之后又评上博士生导师。在我的计划里，原本想干上一年，但学校始终挽留我，这一干就是10多年，直到去年完全退出学院。
现在我还挺怀念这段时光，当初插队就是到内蒙古，年老的时候还能为内蒙古为草原培养兽医和马业人才，挺自豪的。
凭借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兽医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身份，我一直推行一个理念：重视兽医教育，特别是执业兽医教育，即临床教育。
2011年，我与中国农业大学汪明教授、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史计署教授共同发起“选派优秀学生赴美攻读DVM项目”，即通过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的支持，通过学习美国先进的兽医教育体系和严格的准入和认证体系，获得国际执业兽医资格。现在这批学生陆续回国，一回来就被各大高校聘以副教授职称，他们掌握了现代兽医技术，能够用影像进行教学诊断，形成了一股力量推进我们兽医教育发展。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我曾通过提案呼吁加大兽医教育投入，尽早引入执业兽医教育机制。2012年，教育部给我回函，经研究决定在中央直属的农业大学里提高兽医专业生均拨款，引导和支持有条件的农林高校开展动物医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得到这样的回复，我非常满意，虽然不是所有的农业大学享受到拨款，我知道国家已经开始重视兽医教育了。
对马的深厚情感，影响了我的一些选择
我至今记得，1967年到牧区时，牧民们骑着马欢迎我们。内蒙古有句俗话，春天可以把马借给仇人（指出汗越多越好），冬天亲爹也不给骑（舍不得出汗）。可是他们从公社一直骑到生产队，并为我们搭建蒙古包。到生产队，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牧民给我们准备好的马，迫不及待，我第一次骑上了杆子马。
从那个时候起，我和马就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时，我会因为治好一匹马感到满足，也会因为没有救治成功而悲伤，这种悲伤是刻骨铭心的。
对马的情感也影响了我的一些选择。2009年，我担任中国兽医协会会长，后来参与中国马业协会的工作。出于对马难以割舍的情感，加上马业协会的事业进展缓慢，我欣然同意担任会长。
中国曾经是世界第一养马大国，现在已经排名第6，养马逐渐从生产、军事领域退出。随着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我觉得马会越来越多地进入公众视野。现在城市里有一些孩子学习骑马，这对他们的身体健康、自信心和文化素质都有提高，甚至部分自闭的孩子，也能够通过骑马来改善精神状况。
在中国马业协会，我做了一些基础性工作，一个是保种，像蒙古马、伊犁马；再一个就是对温血马的培育，用于体育竞技。这些事情都是以协会这个民间组织进行，尽管取得了些进展，但现在做得还不够。
让我记忆深刻的是，在担任中国马业协会会长期间举办的两次会议。
2014年5月，中国马业协会与世界汗血马协会等单位一起，在北京召开“2014世界汗血马协会特别大会暨中国马文化节”，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是世界汗血马协会第一次在远离土库曼斯坦共和国本土召开的唯一一次世界汗血马协会的大型会议。
2018年4月，中国马业协会与世界马医协会共同主办了第15届世界马医大会暨2018“一带一路”国际马展，我担任大会主席。这次会议以“司牧安骥”为主题，司牧，管理、协调与服务于农牧业。安骥，关注与关心每一匹骏马。会议期间，来自美国、英国、法国等数十个国家的80余名讲师，面向高校学生、基层兽医及一线马业工作者等，开展包含实操和理论在内的专业课程讲座，围绕马匹健康、福利、马医知识和技术等内容进行交流对接。
算起来，我在中国马业协会的任职期已满，早到了换届的时候，不过因为疫情原因去年的换届一直延迟。我也很着急，今年我已经75岁了，很多具体的事情不能亲自去做，我仍关注着畜牧业的发展。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刘自艰整理）
